时代列车轰轰向前，可车窗外的景色，愈发光怪陆离——普遍不快乐的情绪，愈发复杂的各类矛盾，剧烈波动的股市，以及一度精疲力尽的人们。
在碎片化、分众化、流量化、情绪化的今天，我们是否注定漂泊无依，要在迷茫与疲惫中度过一生？昨日世界中的故事与抉择，能否为困顿中的我们，提供有关安身立命的启迪？
音频节目《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》已在看理想App上线，点击「阅读原文」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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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小兵与你一起，在20余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，回望岁月洪流中个体的见闻、感悟。以一种严肃、有抵抗感的细读，打捞一份超时空的“下沉年代”生活启示录。
20世纪的知识分子，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，在现代与传统、个体与集体的拉扯之间，在永恒的冲突与困境之中，遍尝与时代周旋的滋味。
TA们用自己一生的起落沉浮，书写着一份份关于生存、生活、生命启迪深远的答卷。这些更跌宕、更敏感、更深沉的回忆，让我们看到，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，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。
这一次，让我们与唐小兵老师一起，再访回忆录中的中国与中国人，在这档关于韧性、成长、勇气的节目里，寻找安顿自我的可能。
讲述｜唐小兵
来源｜看理想《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》发刊词
01.
一种有体温的回溯
我研究历史其实是半路出家，原来在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，后来在一个很小的师范学院新闻系教书。工作了两年之后，很偶然的原因，认识了我后来的老师许纪霖教授，他认为我其实比较适合学历史。在他的“怂恿”下，我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、读博士，后来留校任教。
读书的时候，可能因为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就想多读一些第一手的材料，除了当时因为做研究要读的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等一些报刊杂志之外，我对个体生命的历史也更感兴趣。
一方面是因为，我觉得自己身上还是有非常强烈的大学时代文学青年的气质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我念研究生的2000年初，有大量口述史、回忆录出版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
特别是2006年，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——原西南联大的毕业生——他的口述回忆录《上学记》出版了。《上学记》这本书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，因为我觉得，通过这种读口述史、读回忆录的方式去理解一个时代，是个特别有意思、有趣味的一个通道。
《无问西东》
上个世纪90年中后期，整个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开放、多元，当时很多经受过“文革”“反右”冲击的这些老人，推出很多口述回忆的作品。另外，随着21世纪初互联网的崛起，很多人也开始通过网络，了解到更多个体的生命历史。
而且，在这样一个出版文化兴盛的时代，当时《看历史》《温故》《万象》等等很多期刊杂志，也喜欢发表一些有关个体对过去时代记忆的文章。
所以，在这种种的推动之下，你会看到，这样一种通过回忆录、口述史而不是通过生硬的年代数字、高度概括的历史规律、格式化的概念来回看历史的方式，让更多人对中国历史有了一种带着生命体温的回溯、感受，因此这样一种方式在大众领域里特别受欢迎。
后来， 2010年齐邦媛教授《巨流河》的出版、2013年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出版，还有何兆武的《上学记》、查建英的《80年代访谈录》等等，这些出版物就形成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、相互映照的对于过去历史记忆的挖掘热潮。
我觉得，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对于过去的一些来自于个体生命的回忆、理解、感受，来形成一个彼此之间的共情、一个彼此共通的了解，还有一种理性反思的能力。
你会看到，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慢慢就呈现出了一种我们所希望的、有更多个人化个体化的、涵盖了各种不同阶层家庭的历史记忆，包括后来我们也有推动关于中学生写家庭历史的尝试等等种种，如此形成了一种风潮、形成了一种取向——你会在这其中看到“人”。
很多历史研究越来越客观化，都是数据、都是资料、都是制度、都是概念，你看不到“人”。然而，口述史也好，回忆录也好，你会看到“人”本身，而每个人用怎样的方式去回忆她/他的过去，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以及所处的位置就又不一样。
所以，你通过回忆录的阅读，就可以比较完整、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、思想、观念、自我认同，了解一个个体生命自我塑造的历史，以及她/他对别人的看法、对这个时代的看法，包括在生命中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她/他去寻找怎样一些资源，来应对自身生命中一些困顿的时刻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可能我在学生时代正好碰到这样的浪潮，自己又特别感兴趣，于是比较留心收集、阅读材料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我有写书评的爱好，所以我就自己阅读回忆录、写相关书评。
后来，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，当时脑洞大开，开了一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选修通识课程，课程的名字就叫做“回忆录、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”。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门课程的教学，我就陆陆续续收集了很多两岸三地的回忆录和口述史作品，和同学们在课上讨论。
我发现，这样一门课程对于很多同学来说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、体验和感受20世纪中国的媒介。很多同学以前在中学阶段只是通过教科书、通过比较主流的历史叙事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了解历史，但是当在课堂上阅读回忆录、口述史的时候，她/他们就突然面临一个非常强劲有力的、来自于个体生命记忆与感受的，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建构、还原与呈现。
我还发现，通过这样一个方式，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同学和自己的上一辈、再上一辈有比较深度的沟通。以前我们都知道，上一辈、再上一辈所经历的历史，更多是一部伤痛的历史，也是一部沉默的历史，是一段“失踪的历史”。
《无问西东》
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的历史太过于痛苦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在家庭和家族内部回忆往事，尤其是那些当年被打成“右派”的、成为知青的、参与三线建设的、被流放至黑龙江青海或云南的，等等。
因为这样一门课程，因为这样一个口述访谈，学生们终于和自己家族的老人、长辈有了一个精神的、文化的、历史的交流。她/他们还和我分享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，比如说，祖父可能因为出身很好的家庭被打成“右派”，所以祖父这一辈对于整个新中国的描述、界定、感受是非常负面的。
但可能外祖父原来是贫下中农，因为“土改”、因为新中国的建立等等，他们在整个社会流动中是往上升的，那么他们就对于整个新中国有非常高的评价，觉得自己有一种翻身的历史体验。所以，通过这样的课程、口述访谈、报告整理，学生们会发现，家族内部的记忆都存在着战争、存在着冲突。
我觉得，这对于培养历史感、历史记忆能力、历史理解能力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批判和反思，首先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、最实然的历史进程是什么样的。
另一方面，这对于培养独立思维、批判性思维也很重要，因为当你置于家庭内部记忆的战争时，会突然发现，原来我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、原来我的父亲和母亲，对同样一个事情、同样一个时代的记忆、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甚至是互相冲突的。而你只有在一个有冲突的、有分歧的状况中，才会去想到底谁讲的相对比较靠近历史的真相，以及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抵达历史的真相。
如果没有事实作为基础，你所有的评论、所有的意见都只是你的情绪。情绪本身——今天我们很多人谈论情绪价值——但我觉得，如果情绪只是一个情绪、只是一个感想、只是一个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想法，而没有任何的对于事实本身的挖掘，那情绪只是泡沫而已，来得快、去得快，人就陷入情绪的内部冲突，那就没有多少意义。
02.
知识人的冲突与困境
写回忆录的人很多，为什么我会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特别关心？
我们知道，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。一方面，她/他们是中国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推动者，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革命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她/他们又是被拷问的对象，因为知识分子曾一度属于小资产阶级。
所以，在整个历史过程中，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群体，她/他们事实上的身份跟她/他们在理论上、概念上所处的地位之间，存在一个永恒的冲突和困境。
《无问西东》
此外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比较敏感的，比较细致，对社会、对时代的感觉比较敏锐，有更多感触。她/他往往会有比较强烈的书写意愿，比如写日记、书信，包括到年老以后写回忆录。甚至不用到年老，胡适在40岁的时候写《四十自述》，后来沈从文受到影响写了《从文自传》。
胡适曾号召，他在1920、30年代就说，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再写回忆录，80、90岁很多事都记不清楚，我们应该在中年的时候写回忆录，每个人把自己早年的历史都写出来，为后世的研究留下一份史料，为自我的认同留下一份见证。
所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知识分子一方面她/他们在20世纪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另外一方面她/他们留下非常丰富的材料，触角广阔、多元。而在知识分子内部，也呈现比较多元的样貌，比如说有偏保守主义的、有偏左翼的，也有偏自由主义的，不同类别、不同阶层的知识人，都有对20世纪中国不同的回忆，这些不同的回忆之间，就会构成众声喧哗的多重旋律。
我觉得，读这些知识分子的回忆录，其实有助于把20世纪中国历史那样一个多重的、多样的面貌恢复、呈现出来，而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历史的面貌、历史的面相，这也是我之所以特别关注知识分子回忆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
03.
埋藏知识，留下种子
那么，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还需要阅读这些知识分子关于20世纪的回忆录、口述史呢？
其实我觉得，当下这个时代的动荡变化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构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挑战。我们曾经所期望的、所想象的，是“黄金时代”，是“二十年之后来相会”，是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个时代、一个国家，不可能永远走上升的曲线，有时可能停滞，有时可能会下滑，有时甚至可能会断崖式地下跌。
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我们如何自处？我们自怨自艾吗？我们就在抱怨、愤懑、抑郁中间这样度过一生吗？我们怎么样来操持个体的生命？
我们想一想，从184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的中国，将近两百年的历史，有人讲所谓“垃圾时间”和“黄金时间”，这中间有多少时间是属于真正的“黄金时间”？有多少时间属于“垃圾时间”？
比如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，这么多年的历史，这么多190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、逃难、革命，其实每个人生命都非常的脆弱，但是我们看到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，尤其前半叶的历史，在那样的情境下，那些人、那些对文化有敬畏的人、那些知识分子，仍然相信中国不会灭亡，用齐邦媛的话来说“弦歌不辍”。
包括何兆武先生在《上学记》谈到的，说他们那时教学的设备非常简陋，教室也很简陋，晚上都没办法看书，只好跑到昆明的茶馆泡茶去看书，还时时要跑警报。但是，何兆武先生也说，他和他的同学感觉生活在那个时代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。
《无问西东》
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幸福？那是战争的年代，那是匮乏的年代，那是极度不堪的时代，那是连亲人的音讯都全无的时代，但是她/他们有时候反而有一种幸福感。幸福感就来自于，她/他们是活得特别单纯、特别纯粹的人。
一方面是求知，另外一方面对家国那种关切又是非常真诚的，还有一方面她/他们对未来有一种期待，她/他们觉得中国终归会走出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隧道，对未来有着强烈的期望。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，构成她/他们那一代人没有放弃自我的理由。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。
读这些知识分子关于20世纪的回忆录、口述史，我们会发现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在20世纪中国的延长线上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走出20世纪，尤其是20世纪中期的逻辑思维和话语。我们以前以为我们走出去了，以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，但突然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，发现活在一个二手时间里面，过去在重复发生。
那么，我们怎样面对二手时间，怎么面对自我，怎么面对过去？托克维尔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候，人类的心理就在茫然中游荡。”
如果我们对过去完全无知，没有了解，觉得过去这些都是老黄历了，我们不需要了解，其实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很清楚、很通透地去理解当下的政治、文化、语言、思维的现状是何以形成，去理解为什么历史并不一定会全然进步的，有时会有返祖现象、借尸还魂现象。更进一步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活？我们就悲叹、就痛苦吗？
我想，我们可以从自己身边开始慢慢做一些工作，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，从周边、从附近、从日常出发，去行动、去思考、去写作，去做一些有意义的、小小的事情，可能会让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特别大的时代变动，在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为我们自身留下一些安定自我的力量，甚至能够安定到别人。
王鼎钧先生有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，他说，一个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做特别多事的，没办法应付一个特别动荡的时代，但他可以为下一个和平的时代，埋藏知识，留下种子。
我觉得历史学家的工作，回忆录、口述史的写作，其实也是在“埋藏知识，留下种子”。因为历史本身最微妙之处、奥妙之处，在于历史本身的展开并不像历史规律所呈现的那样，是完全结构化的、功能性的、可预测的，它往往会有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过来，最后形成一个历史的合力，会有很多偶然的裂隙出现。
我们谁也没办法完全预测到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阅读思考，为一个更好时代的到来做一些准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