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婚纱讲段子,她制造了爆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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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肖瑶

编辑 | 吴擎



前阵子,脱口秀演员小鹿去做美甲,听见两个年轻女店员聊天,其中一个讲,“指甲是女人的第二张脸”。另一个又讲,“我最近又听到说法,说女人除了第一张脸,哪里都是第二张脸。”


这个说法就出自小鹿以前在舞台上讲过的段子。但她没吭声,也没被认出来。


对脱口秀演员而言,他们的声音与文本可能要先于人本身被记住和认出。偶尔有人在公众场所认出小鹿,但不多,“主要我太素了”。平时的小鹿不化妆,穿得休闲,有几次,她的声音先被认出来,而后才对上号,“这是小鹿,说脱口秀那个”。


9月,沉寂近一年的脱口秀重出江湖。单口喜剧竞演节目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里,小鹿穿一身白色婚纱上台,“穿着它嫁人,也穿着它骂人”。她讲了两个与自己的婚礼有关的段子,她“搞七搞八”,她的澳大利亚丈夫却“搞不清楚状况”。


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截图


笑声雷动中,小鹿也笑了。婚礼是在今年夏天举行的,但这段感情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七年,她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抱怨婚姻。她告诉南风窗。


我在北京初秋的一个雨天见到小鹿,临近中午,原先约定的咖啡厅开始有点吵闹。本想更换一家,小鹿抵达后,见我已经点好一杯咖啡,觉得“不能浪费”,于是拜托店员拿了两个蒲垫到店外临街的窗台前。我们面朝漉湿的落叶和周一清晨寥落的行人坐下,其间有两个女孩子路过我们,放缓脚步往小鹿的方向看了几眼,又互相攘着笑着又走开了。她们认出了小鹿。


小鹿出生于1991年的云南,在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之前,她做了七年的法学生。毕业后,小鹿来到北京,开始接触线下脱口秀。直到2020年的《奇葩说第七季》,她以辩论选手的身份被更多人所知。


小鹿在奇葩说现场


脱口秀演员往往从切身经历里挖掘素材,现实里再微小的磕碰都可能在喜剧里撞出火花。小鹿讲关于化妆和年龄焦虑,讲妇科检查时的荒唐和羞耻感,讲现代人的电话恐惧症……笑声是对痛苦的软化处理,小鹿说:“不是所有负面情绪都能写成段子,但是段子几乎都来自于负面情绪。”


喜剧是一种很有包裹性的创作。真实生活中的尴尬、愤怒和困顿,都可以被包裹进一个轻质的、幽默的外壳里。而好的脱口秀演员,往往擅长将日常精确化和陌生化,与受众达成一种连结,与世界构成一种良性的对抗。


在我们熟悉的脱口秀演员里,小鹿是看上去相对冷静的存在。可与她聊天,一下子能感受到她浑身散发的那股稳定的精气神。是如今流行的“松弛”也好,是大浪淘去后被阳光拂出的生命力也好,小鹿好笑,但更重要的是,她能给人带去真正的快乐与思考。



“喜剧是可以容忍的悲剧性”

去见小鹿的路上,我在雨后的胡同里偶遇了她的丈夫托马斯——前阵子那两段关于婚礼的脱口秀的主人公。他穿着休闲的球服在遛狗,我认出了那只黑色的泰迪,前一天小鹿发的微博里就出现了它。


三个月前,小鹿举办了两场婚礼。北京一场,老家云南一场。婚礼是她全程自己操办的,从试婚纱、婚鞋,准备伴手礼、邀请函……前前后后忙了差不多一年,随着婚期将至,小鹿忽然发现,大部分事情都是她自己搞定的。老家云南那场婚礼,混乱和文化碰撞被端到了台面上。


小鹿的澳大利亚婆婆与家人正襟危坐,云南老乡却忙着将饭菜打包。小鹿的爸爸原本还想让她在婚礼上表演5分钟脱口秀,“幸好没答应,不然婚都结不完”。


小鹿站在台上,铿锵地说,“我的婚姻可以失败,但我的婚礼不行”。


真是如此吗?不,恰好相反。


“虽然听起来好像我在表达不爽,但我们的底层是相爱,因为相爱才会走进婚姻。”


在举办婚礼之前,小鹿和丈夫谈了整整七年恋爱,“如果我要结婚,结婚对象只可能是他”。


小鹿的婚礼


托马斯是个很容易感到快乐和幸福的“普通上班族”,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习俗了解有限,在筹备过程中,小鹿感到自己操心和负担更多,结婚前夜,她崩溃了。烦躁之下,她拒绝与托马斯沟通。第二天早上起来,发现托马斯发了一整晚的消息。小鹿回复一句,那边又即刻弹来回复,“这说明他一晚上没睡。”


那天早上,两人重新敞开心扉聊了很久,化妆前竟然还一起哭了一小时。前一晚,托马斯和伴郎团吵了起来。伴郎也都是外国人,“有的喝醉了,有的翻译错了词……他(托马斯)就像是拿着个狼牙棒在打狼一样,他也exhausted(精疲力竭)了”。


小鹿知道,“他尽力了”。丈夫再尽力,也只能做到这么多。婚礼让她心力憔悴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对自己的高要求和标准,她是一个容易“紧绷”的人。


在这段持续了七年多的爱情里,小鹿感受到明确的幸福,虽然也感受过明确的情绪,但它们是构成幸福真实性的必要元素。婚礼的“混乱”也是其中一部分。她接受它,面对它,然后调侃它,“但这是一种安全的感觉”。


小鹿和丈夫托马斯


其实负面情绪永远是喜剧创作的情感基底。“我觉得婚礼所包含的一些所谓悲剧性的地方,恰恰就是喜剧可以容忍的悲剧性”。就像小鹿小时候喜欢看的星爷的电影,长大后再看,她会看哭,笑着笑着,“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”。这是喜剧的本质一种。


婚礼是在今年“六一”儿童节举行的,“因为我觉得我俩都像两个小孩子走进婚姻”。亲密关系对小鹿而言具有吸引力的一面是:“你在外面需要做一个披荆斩棘的大人,但回到家里,两个人都会做回自己最初的样子,无知、可爱的样子。”


婚礼结束后,6月6日,小鹿就离开老家云南,坐上了去上海的飞机。在飞机上,她开始动笔写段子,直到6月20号左右定稿,几乎每天都要润色修改一次。


最难的是开头,“永远是开头”。要如何在一上场的时候迅速让观众接受你讲的东西?台上5分钟,小鹿一般会先写15分钟的文本,然后开始砍,最后从3000字左右浓缩到要求的1000字。逗号、句号、问号等细节几乎都会经历反复修改。


有时候,小鹿一整天一个字也不写,遛遛狗,看看书,与朋友见面。但有时灵感上来了,她可以从早上十点一口气写到晚上七点去开放麦(一种非正式的线下小规模脱口秀场所),中间常常忘记吃饭。


小鹿在后台准备时认真打磨文本


在好朋友潘越眼里,小鹿是那种“没什么能阻挡她去开放麦”的人。她们常常聚会喝下午茶、聊天,可能聊着聊着,小鹿就忽然掏出电脑或手机,开始记录或修改段子。


有时大家出门在外一整天,每个人都已经很疲惫了,潘越觉得是那种“我今晚已经废了”的程度,这时却看到小鹿开始默念段子。她还打算去晚上的开放麦。


“我人都傻了,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她已经疲惫得不行。”更让潘越震惊的是,小鹿有时不止参加一场,她会赶场。“没有人逼她,上开放麦也没有钱,没有任何人给她规定‘KPI’。但她要逼自己,然后就骑着电动车跑来跑去。”


直到今天,脱口秀演出很多也都还在北京胡同里的小场地。小鹿就在胡同里租了个房子,常常骑着电动车在夜晚的胡同里窜来窜去,有时一个晚上能有四五场,她就在冬夜的寒风里呼哧地奔驰,去寻找那些属于她的笑声和掌声。



“我害怕严肃”

小鹿不是刻板印象里擅长抖梗的北方人,她出生在中国最西南的省份云南。家里还有个哥哥。但哥哥是个淘小孩儿,不擅长学习,于是,小鹿“是被当做小号来练的”。


虽然自认为不是“学霸”,但在读书这件事上,小鹿的确从小特别努力。她是那种毫无意外的乖乖女,能回想起来比较明显的“叛逆期”,最早要到大学。大一大二的时候,她觉得读书枯燥,一时兴起,想去校门口摆摊卖酱香饼。后来因为“创业伙伴”都回归学习主业,遂作罢。


在法学系的七年学生生涯内,小鹿的主要生活由读书和考试构成。每天将自己浸泡在论文和专业书籍里,心情郁闷。她想找点乐子,于是打开了美国的脱口秀节目《艾伦秀》,自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

让小鹿感到心驰神往的是,“怎么能靠语言就能这么让人笑?”两个人坐着对话,一句话就能让对方发笑,她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能力,这会很像“点穴”,“一点,对方就笑了”。


“能让人快乐”这件事本身能让小鹿快乐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她在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笑的人。



第一次明确感受到要说脱口秀的热情是在2014年,刚交完学校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提纲,小鹿就坐了40多个小时绿皮火车,从重庆来到北京,上了一门写段子的课。


毕业后,小鹿直奔北京,先找了份律师工作,业余时间去学和练脱口秀。那时候,北京的脱口秀还比较少,白天,在写字楼里上班,下班后坐一个半小时地铁,从东六环坐到二环,去俱乐部里讲上5分钟脱口秀。


小鹿喜欢这种有反差感的生活,它让人感到丰富。就像她儿时看过的一部电视剧《律政佳人》里,几位女主人公白天西装革履地出入法庭、律所,晚上下班后就去做驻唱歌手。


那部剧是小鹿当初选择法学专业的唯二之一原因,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她曾在初中时被一个老太太讹过一辆自行车,那让小鹿觉得,“得懂法”。


虽然本职是法律,但她最怕沉闷、死板的工作状态,受不了“特别严肃的场景”。早期参加工作的时候,她会在一些正经的会议上发笑,会注意到正襟危坐的人群里有一个人在玩他的保温杯。置身严肃场合,小鹿总是不自主留意那些轻松、搞怪的细节,思绪先一步飞散到了不知处的地方去。


喜欢搞怪的小鹿


不过,七年的法学背景对喜剧创作当然是有益的。“喜剧的表现形式可能是随性的,但其背后的创作一定是缜密的”。但在逻辑性之上,喜剧效果的达成又需要一些“反逻辑”。


所谓“反逻辑”,用小鹿的说法,既是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”,也是从现实角度可以理解的荒谬性和讽刺性,“这个事它听起来还是有点可能性,但它又完全超出了你的预期”。



“搞笑女”浮出水面

2020年开播的说话达人秀节目《奇葩说第七季》里,小鹿作为新人参加。她在论述辩题“是否该抓住年少成名的机会”时提到自己:“我作为一个地下脱口秀演员,从地下跑到线上,只有一个小愿望:让中国人民笑起来。”


在这句话之前,其实小鹿已经在北京说了整整七年的脱口秀。


2017年,小鹿和“石老板”石介甫、周奇墨与刘旸教主一起在北京创立了“单立人喜剧”,开始到处跑开放麦,说单口喜剧。


那时候,脱口秀尚未大面积出现在主流生态里,它只在大城市的小酒馆等地悄悄发育,简陋的舞台,逼仄的观众席,站在台上,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非常近,稍稍附身就能嗅到对方的气息。


彼时的小鹿还留着一头长发,喜欢穿西装,拿着话筒,看起来有些严肃和太过正经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年说的一些段子也比较表面。比如她讲过一个关于中医的,大意是,“我说我这条命就是中医救的,因为我小的时候掉到了我们家门前的河里,差点淹死了,是隔壁老中医把我救起来的”。


留着长发的小鹿


“我觉得太蠢了这个,然后因为觉得蠢而自己忍不住发笑。”


短剧演员潘越在2016年认识小鹿的时候,蛮以为这个看上去蛮“精英”的女性“是不可能放弃她的本职工作(来说脱口秀)的”。


后来小鹿真的放弃了法律工作,全心投入喜剧。潘越也和小鹿渐渐成了好朋友。潘越渐渐发现,那个“看上去严肃”的小鹿也许不是真正的小鹿,在喜剧里,小鹿非常“逗”。她们还一块儿演过“Sketch”(一种新喜剧形式),“她(小鹿)就是完全放飞自我,什么东西傻,什么东西蠢,她就演什么”。


在小鹿身上,潘越第一次发现,“好笑这种事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做成的”。潘越自己也演喜剧,但她之前更多相信偶得和发挥。有时候小鹿拿自己写完的段子给她看,潘越一看,“已经够搞笑了”,潘越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修改余地,但小鹿还得改,等改完再拿给潘越看,“居然还真能改,而且越改越搞笑”。


图源:《向上吧!青春》


比小鹿年小三岁的潘越觉得小鹿强大又柔软。2021年9月,潘越和小鹿还有几位朋友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失败了,“眼泪还没干”,小鹿就大喊一声:“我带你们去大理!”潘越觉得自己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,人已经到大理了。


小鹿告诉潘越,“钱的事你不用管”,但回去后潘越要给她钱,小鹿却坚持不要。


刚开始说脱口秀的那几年,小鹿感受到的是女性在这个市场的不容易——“一个搞笑的女人”本身并不好笑,甚至有点让人排斥。在小鹿小时候,女孩子不会被鼓励好笑和大笑,但小男孩会搞怪。


多年前的一场线下开放麦现场,小鹿笑着对台下观众发问:“男生的幽默是很性感的,对吧?很容易把观众变成女朋友。但一个女生的幽默可能是消解性感的,看完我的演出只有一个想法:多好的姑娘呀,白瞎了!”



好的一面是,如今,小鹿渐渐感受到“搞笑”这件事在被更多群体接受——无论性别和年龄。有时候,她的小侄女会兴高采烈地跑来跟她讲一个笑话,说完后反问“好不好笑”?孩子们看完小鹿的段子,甚至还会背下来复述给她听。


“好笑”真的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儿。



“我怕观众认为我不是为了好笑”

不过,如今,小鹿最担心的事儿之一,仍然是自己会在观众眼中显得严肃。她剪了带有动漫感的超短发,看起来利落又活泼。她再也不在舞台上穿西装。


可变化的与否有时并不完全倚赖于自己。小鹿敏锐,作为一个创作者,她总能在最快时间内察觉到内外环境的变化。比如,最近两年,她感觉,“观众越来越容易害怕了”,创作者自己觉得没什么的段子,也许会让观众警惕起来。


有时候,她在线下拿小部分观众去试段子,会感觉到他们“特别容易紧张”。对喜剧而言,这不是一件好事。很多很多观点的表达需要演员进入特定的情绪和状态,但那种状态容易“吓”到观众。


“你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种愤怒,观众可能就会蜷缩成一团,于是演员不得不调整成一种极其柔和、极其喜庆的状态。”对小鹿来说,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。


小鹿在舞台上表情丰富,有极强的感染力


逐渐地,她发现自己变得不太敢去挑战观众,常常是在打“安全牌”。“我无法忍受自己在台上有那么一会儿,观众是不笑的”。


“好笑”是第一位的。小鹿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十年前决定要做喜剧时的初衷,即给人带去快乐。“当你的表达性与观众能接受的喜剧之间有差距,我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先去获取观众的笑声。我没有办法牺牲喜剧性。”观众的信任度是很重要的,小鹿担心的是,“他们(观众)不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好笑”。


如今,小鹿经常把原来写好的老段子里的自我表达进行删减,改到适合线上节目的样子,然后她回看,惆怅地发现,“原来的(笑点)也一个都没有了,一个都没有”。没有办法,只能重写。


这当然会是一个妥协的过程,“我没有办法站在台上,只是讲一些我认为有道理的东西”。这会让小鹿缺乏“配得感”。


节目里展现出的文本,需要不断地删减推翻


“哪种话题更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境?”


“每一个,只要有表达。”小鹿回复我。隔了一会儿,她又补充道,“比如生育这件事情,同样作为繁衍的主体,但男性和女性的付出是存在巨大差异的。”


表达的完成似乎越来越倚赖共识和共情,在这方面,女性的共同生命经验是一个天然的素材库,丰富,但也充满了尖刺,随时可能显出貌似不合宜的伤痛。“有困境你才能写得出来(段子)”,小鹿说,“至少在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自己经历的痛苦层面”,那些东西都是喜剧本身所需要的。


比如关于容貌那一段,就源自闺蜜一次无意间对小鹿抱怨自己又长了一条皱纹。“没有一只猩猩会因为自己长了皱纹而感到焦虑,对吧?”小鹿想,“老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,但我们受的教育告诉你,你得为此焦虑。因为你青春和容颜逝去,好像作为一个女性,你正在失去巨大的资本。”


可小鹿觉得,三十岁的自己比二十岁的自己厉害多了,“四十岁的我也必然会比三十岁的我厉害”。



某种程度来说,“写段子”也成为小鹿去体验人生的一大推力。譬如结婚,她原本是个对结婚与否不那么在意的人,但转念一想,“去经历一下也好”。是否要结婚,已经不构成小鹿对眼前这个人的纠结选项了,七年感情让她毫无疑问相信,如果要结,一定是跟这个人,但婚姻不是事件,婚礼才是,要去经历事件,才会有“发生”,而后才会有段子。


又比如生育。小鹿原本对生孩子这件事也尚未有想法,但创作动力给心态带来了点微妙的改变,“如果我要生小孩,那段子就不愁了,也太多了”。对喜剧的追求倒逼她去探索和享受生活。


真正的安慰也许是,笑声过后,也有余温可以留下。小鹿记得,一次,她的两位盲人按摩师来听她的《女儿红》表演,一男一女,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听完后,他们回去告诉小鹿,“好几年没这么开心过了”。


小鹿《女儿红》专场


在悲剧性的生活里寻找慰藉,不是强颜欢笑,而是一种真正的属于喜剧的魔力。就像在2020年,小鹿办了一场脱口秀专场巡演“真娘们儿”,她在同期制作的一支vlog里写道:“过去这半年我也不快乐,觉得在人类大的悲剧面前,做喜剧是那么的无足轻重,不值一提。……喜剧,不能在真正的灾难中带你力挽狂澜,但我们可以在大家披荆斩棘之后,招呼大家坐下,递上一颗糖,带你一起欣赏硝烟散尽后人间的彩虹。”



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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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主编 | 赵靖含

排版 | 阿车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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